新冠疫情下供应链将加快重构

新冠疫情下供应链将加快重构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20》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进入困境。由于许多国家并未对新冠疫情做好防控准备，只好采取封锁的做法。经济危机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可能达到类似于1930年大萧条的水平。国家间的经济表现差异明显，面对公司破产、供应链破碎、信心动摇、需求减弱、债务高企，若无法有效应对，可能会导致“失去的十年”。面对新冠疫情本身发展的不确定性，既要把握变化的特点，注重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导致的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给工程承包企业带来的新环境，也需要找出不会因为疫情发生变化的稳定因素，危中寻机，积极应对。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贸合作的五个不变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贸合作出现了大幅萎缩，贸易和投资规模下降，经济普遍不景气。但决定全球经贸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未因疫情发生改变，此类不变因素对分析和判断未来全球经贸合作的趋势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是各国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贸易和跨国产业分工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各自参与贸易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为基础。例如，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以采矿和原料加工为重，劳动力丰富的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疫情冲击的主要是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各国经济的供需并未因疫情而出现不平衡，而短期内产业结构也不会发生较大调整。

二是多数经济体维护自由贸易和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意愿没有变。国际经贸规则由各国通过长期磨合而形成，在保障国际经贸活动有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方通过接受、学习和参与自由贸易体系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如果放弃现有规则，那么将造成巨大的成本损失。

三是多数国家以经贸合作而非发展大而全、小而全产业体系的方式不会变。大国有可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必要资源，不具备产业基础，难以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相互依赖将成为其选择的主要发展模式。

四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向前推动仍为主流。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增强人类改造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能力，降低发展的成本。尽管当前环境下出现技术封锁、打压等不和谐的声音和行动，从各国发展的基本模式上，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仍是主流。

五是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更高。尽管疫情对诸多产业的经营和交易模式造成较大冲击，加速了产业调整与升级的进程，但包含更多知识含量的产业领域仍然更有收益保障。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贸合作的五个变化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部分影响因素的变化可能是长期的。对有关因素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后疫情期全球经贸合作的发展特点，从而做出积极响应和调整。

一是包括农产品、制成品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结构可能受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而被迫进行调整。疫情爆发以来，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经济体均采取了鼓励产业回流、限制外资并购等政策举措，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受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供应链断裂和产业链重构的情况更为普遍，产业发展环境稳定、要素供应充足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因疫情提升国际竞争地位。

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关切更为突出，国际治理与经贸规则体系发生改变。与历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相似，新冠疫情的跨国性以及伴随疫情控制、防疫物资交易和疫苗研发使用等进展促使国际治理体系相应调整和适应。部分国家可能以其医疗领域的优势为砝码，争取更为强势的话语权。

三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需求驱动环境变化。疫情爆发后，在线服务市场快速发展，以跨境电商、网络会议、线上教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强劲。数字领域的服务能力重塑市场环境，迫使能够适应并做出响应和调整的市场主体获得更强的发展动能，“数字鸿沟”的出现一定程度增加了各国市场发展的能力差异。

四是技术领域的全球分化可能更为明显，产生长期后续影响。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疫情得以进一步加强。部分国家为保护自身技术优势所采取的限制技术出口和打压其他国家“冠军企业”的做法将可能形成分化的技术体系，从而导致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分化，降低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

五是交通运输方式和地区贸易格局将在疫情后加快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正在加速。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当前全球的产业链主要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等行业领域，而制造业的供应链多为局部且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区域，供应链虽已经历10余年调整但迄今仍未恢复至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供应链重构对基础设施提出新要求

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40余年，无论在市场开拓还是在工程施工能力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合作将出现趋势性的变化，中国疫情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和经济的率先复苏将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但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形势更为复杂，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可能受到更多的外部关注。面对疫情给全球经贸合作带来的长远影响，应把握变化的特点和机会，减少受到的负面冲击，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一些欧洲国家因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为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也可能透支各国政府未来财富，影响其未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能力。

疫情发生以来，多数国家采取封锁和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尽量降低疫情扩散速度，同时为受疫情冲击的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在内的各种支持。但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财力承受更大压力，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借债。伴随债务的增加，政府融资成本显著提高，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资金明显下降。同时，疫情冲击下，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政府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预期调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建设的资金投入规模。面对财源压力，一些国家采取更多的市场化举措，将原本由政府包揽的部分公共用品和服务交给市场，通过包括BOT和PPP等在内的方式，为工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应该看到，此类公共产品和服务往往不可能完全以业务利润为行为导向，可能会要求企业承担保护有效供给和市场竞争，以及保障普遍服务等基本义务。

发展中国家与传统制造业相关的工业建筑需求增加，带动相关能源、交通、通讯等工程市场。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后国际贸易往往成为率先复苏的经济活动。伴随限制性措施的逐渐减弱，产业链的协同需求逐渐增强，为上下游的参与方带来更多机会。与发达经济体服务业是经济主要动力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中多以制造业为主，不仅通过出口满足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也为本国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支持。传统和一般制造业将成为各国应对风险与谋求发展的重点，以尽快从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但制造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还对相关生产要素的高效、持续供应，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配合有着更高要求。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工业类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具备低成本和高效的施工能力，能够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外部情况，若能够与中国制造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需求相结合，有效发挥工程承包优势，将为东道国和企业自身都带来更强的发展动力。

病毒的传播在人员流动受控后，由物品为载体传播也被各方更多关注。跨国物流细核验、可追踪（责）需求增加，贸易节点间信息区域网络建设市场增长潜力大。后疫情期，在现有的国际贸易网络上增加防控能力、信息传播和协作能力的需求可能更为强烈。由此产生的对现有海关检验检疫和电子数据交换网络建设的工程可能增加。后疫情期，无法采取相应检验检疫措施的地区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较弱的国家，与外界开展国际贸易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验证成本，需求推动的改进相应基础设施的愿望可能更为迫切。新冠疫情将促进各国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相互协同，在现有其他传染性疾病防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它公共卫生领域危机防控方面开展更快速和有效的合作。为了便利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病毒检测设施建设也需要与国内市场流通的网络相匹配，成为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跨国航空客运缓慢恢复，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催生通用航空市场需求有望快速增长。作为疫情下受冲击最为直接的行业领域之一，航空业面临的挑战巨大，客运尤为明显。但处于经济合作、生活娱乐等各类需求中心的航空运输可能在疫情逐渐受控后快速恢复。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撑方式，航空运输的作用难以被替代。同时，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格局为国内航空运输带来利好。对比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航空运输可能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选择，除客运和货邮运输外，通用航空机场等基础设施有望获得较大的发展支持。机场的建设将带来能源保障、航空器维修、大修和保养，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加，也会对现有的航空网络布局带来调整和优化的影响。航空运输的发展，对现有的铁路、公路运输可能形成竞争或合作关系，对各类相关的工程承包业务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基建创新、升级需求快速增长，数字安全对基础设施要求提高。数字经济所提倡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及支持其发展的基础设施带来重要利好。除了新建的信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外，对现有硬件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改造，以5G技术支持的物联网发展，将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创造无限可能。需求变化推动供给创新，相应监管政策的逐步完善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环顾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于数字经济发展都予以高度重视。一方面努力增强自身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推动相关企业在竞争中获得更高利润。一方面也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作为优先应对事项，采取各类措施加以限制。工程承包企业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可能拥有更多的机会，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限制。因此，企业需切实增强自身对于相关技术的使用能力，关注各国政策限制和要求，积极通过管理流程改进，加强合规的理念和实际做法，减少因为不了解或缺乏足够能力而将自身置于较为被动地位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